性欲掩饰了其他的动机？

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哲学与爱情，水火不容。至少自近代以来，哲学和爱情被要求必须分开。爱情，纵使让人欢喜愉悦，也无法抵挡世人对它的绝望。

爱神丘比特，单纯天真又心怀不轨，翅膀下藏着让人丧命的弓箭，与其他诸神一样沦为了古老的笑话，被永久地埋葬。在这场与爱情抗衡的战役里，最终是法国道德家们的悲观主义传统获胜。在呆滞的浪漫主义里，最真实的性爱、心机和意志力都被深深隐藏。于是，哪怕一两个小时的爱情思考也会被认为不值得。当人们谈论生活中尤为重要的话题——爱情时，竟然惊讶地发现它几乎沦为无人关心的荒芜之地，被扔到了在两性关系中信奉虚无主义的小说家、研究新型“爱情困惑”的社会学家，抑或弄虚作假的宗教狂的手中。没有人真正愿意研究关于爱情的各种哲学观点，以至于我们几乎更愿意在流行音乐中，而非在当代思想家的作品里领悟深刻的爱情意义。

早在1818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中，叔本华就对此表示惊愕不已。“我们或许应该很惊讶，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着如此不一般角色的事物，可以说时至今日都未曾被哲学家正视，于现在的我们而言，它几乎还是一块从未加工过的原材料。”当然，这样的说法有些夸张。

当这位性情暴躁的德国哲学家将柏拉图的理念直接贬低为一桩希腊同性恋风波时，上述说法甚至有些自我讽刺。但这的确也指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谜团。真正的矛盾之处则是，在希腊诞生于爱情问题的哲学，就像波提切利画中诞生于贝壳的裸体维纳斯女神，似乎都否认了自己的出身。爱情的倡导者，苏格拉底，曾在《会饮》中表示，自己对“性爱话题”以外之事一无所知，而如此振奋人心的宣言却几乎没有任何后续影响。直到克尔凯郭尔的出现，爱情才被再次视为一种理解存在的方式。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爱情是幸福的前提，是文学戏剧中经久不衰的主题，而哲学家们却像是走进了一个装着生吞活人的野兽的笼子，小心翼翼地谈论爱情。于此，我们可以尝试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哲学家们或许担心人们在爱情里变得神志不清，才谨慎地谈论着这份不同寻常的，甚至可以让人心甘情愿悲痛而死的激情。

公元前一世纪的哲学家卢克莱修，受到古希腊伦理学的启发，指出了哲学本应该思考却置之不顾的盲区乃至混沌之地。正如伊壁鸠鲁学派的一句格言，“不能治愈灵魂疾病的哲学演讲都是空洞的”。现代哲学流派或多或少都忽视了“幸福生活”里的苦恼，这点众人皆知。总而言之，面对爱情，抑或任何其他相似激情，我们看到的依旧是古希腊时期的思考：面对这股难以控制的力量，最好小心地待在家里。

或许也因为爱情似乎与一切理性相违背吧。毫无疑问，这也是为什么数百年来哲学对爱情一直保持着怀疑态度的另外一个原因。爱情被弃置在了浮夸做作的阴暗情感区里，被划分在了理性的阳光永远无法照射到的心理混沌区，不能简单地成为哲学家们的一个研究“对象”，充其量算是文人骚客们聊以消遣的话题。因此，从事思考苦役的哲学家们都抱着一种本质上代表着男性的蔑视去对待爱情，这种蔑视会攻击任何一位反对他们男性观点的人。如此陈词滥调或许有些可笑，但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永远不要忘记，爱情的哲学演讲一直都是由男性主持。没有人可以预知未来，我们也不会侥幸盼望，因为时至今日，仍是如此。除了阿伦特和波伏娃两位女性思想家——但实际上她们也从未宣称自己的哲学为纯粹的哲学——在本书中剩下的声音，只能是来自人类群体中的另一半。但话说回来，这也不足为奇。

尽管爱情已成为哲学外的话题，但这一结论似乎仍有窃取论点之嫌，值得我们再次质疑，甚至推翻。在很少会严肃思考爱情的当代大哲学家中有这么一位——阿兰·巴迪欧，相反地，他将爱情定义为一种“真理的生产程序”。爱情是以“发生在两人之间”为依据的一次体验，它萌发于一次独特的相遇，又因一次“爱情宣言”（爱情里的关键步骤，将欲望与纯粹的自慰行为区分开）而成为可能。这是否说明，很多哲学家对爱情不甚了解？显然不是，这甚至就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希望尽绵薄之力为哲学家们在爱情上讨回公道。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明确地谈论过爱情，或委婉晦涩，或夸夸其谈，多为心碎悲伤，时常激动愤懑。事实上，关于爱情，关于爱情中对永恒的幻想、爱情里痛苦的磨难以及我们渴望知道的驯服痛苦的办法，他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实在太多了。

还有另外一种陈词滥调认为：诗人和作家从未提出过任何关于爱情的可靠真理。而这一结论，要么是过于武断，要么是孤陋寡闻。《危险的关系》的作者肖代洛·德·拉克洛，可谓是两性战争中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在爱情研究方面曾与卢梭相比肩。《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托尔斯泰亦是如此。托尔斯泰的这本小说作为对悲惨堕落描写得最为细致的作品之一，我们从中看到激情式的爱情升华为了一种不朽的美。

更不能忽略的是，研究爱情的嫉妒与幻想破灭的独一无二的现象学专家——普鲁斯特，一直深深地信奉着幻想破坏大师叔本华。是否还要再强调一下，我们在书中所提到的某些哲学家本身也是著名的爱情小说家？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作为历史上第一本畅销书，曾在他的时代里引起轰动一时的热烈反响。著作等身的克尔凯郭尔，最为人所知的身份始终是《诱惑者日记》的作者。至于波伏娃，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证明：与《第二性》中长篇大论的道理相比，《女宾》中一幕幕残忍的情节或许更能犀利地揭露巴黎圣日耳曼德佩区曾经一度极为放荡的道德风气。

若认为哲学家们在爱情上观点一致也将十分可笑。叔本华所推崇的绝对克己与浪漫派如卢梭所追求的爱情升华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两股巨大思潮，截然不同，却共同存在。在伏尔泰之后，《哲学辞典》中关于“爱情”这一词条，我们可以找到两种分别代表这两大阵营的标志性词汇。伏尔泰写道，任何一位想研究“这块与哲学没太多关系的材料”的人，“都应好好思考柏拉图的《会饮》，因为文中的苏格拉底，作为阿尔西比亚德和阿伽通的忠实情人，与他们讨论的正是形而上的爱情”。

此外，那些对感情不太细腻的哲学家们，便投向了“更以自然学家的身份来讨论爱情的”卢克莱修的阵营，他肯定道。如此，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便形成了两条思想轴。的确，柏拉图和卢克莱修之间毫无共同之处。柏拉图竭尽全力希望在爱情的痛苦中找到一种必然的对等物，用以换取爱情带给人类的美妙的兴奋和不朽的表象。卢克莱修则宣扬在毫无克制的性爱中放飞自我，从而避免稳定爱情中的危险。一方是爱情的白色魔力，另一方则是它的黑色魔力。一方认为，不管是一个小时还是二十年的经历，都应该以永恒为目标。另一方则认为，爱情中存在一种难以抵挡并只会招致灾难的诱惑，所以必须将其消灭。继柏拉图和卢克莱修之后，哲学家中没有一人可以宣称自己纯粹属于两种“颜色”中的一种。但所有人都以各自的方式阐明着自己的主色调。

如今，我们又听到了另外一种结论：爱情庸俗无聊、令人幻想破灭的一面似乎已占据上风。1969年去世的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对此深信不疑，他甚至认为，人们从此再也无法“在与亲密友人调情之时，看到第七天堂之门的打开”。他在《理性的辩证法》中写道，在当今社会，“爱情已被简化为了毫无价值的东西”。到底是谁，给黑暗中的爱情带来了第一束来自希腊的性爱之光，然后将典雅爱情扔在历史的“后仓库”里？阿多诺在书中肯定道，随着现代社会科学还原论的发展，生理爱情和精神爱情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一个是器官的快感，一个是情感的外衣。“这样的分裂将爱情的乐趣机械化，将激情扭曲成了一个个圈套，给爱情最重要的部位致命一击。”往日的浪子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了“感情丰富的务实者，打着健康和运动的旗号，甚至在性生活中践行宗教信仰”。于是爱情成为了一桩纯粹的生理买卖，正如保罗·瓦莱里所说，一次“液体的交易”。

或许人们就是这样开始信奉“性欲”至上的。这是一项愉悦活动，它“充满乐趣”，并且不掺杂任何实际的利益要害。自从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之后，恐惧早已约定俗成地压迫在性爱上，这种新的思想真的能将人们从放纵肉欲的惶恐中解放出来？答案恐怕是不确定的，因为当道德看似转变为了一种享乐的命令时，自由也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压迫。

在情色场所遍地、人人享乐的时代，爱情甚至常常是双倍残忍的，每一副身体都活在随时被另外一副身体取代的焦虑之中，“为了生活”而存在的婚姻制度，尽管经历了基督教的打磨，却再也无法保证每个人不沦为替代品。性爱在现代社会的思想体系中无处不在，可它却失去了曾经人人为之激动的神秘感。若想要让大众习惯于揭露每个动作、每一句话背后的性动机，精神分析法或许还要做很多努力。但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么认为，其实是性欲掩饰了其他的动机？这也正是尼采在某篇遗作中极力维护的观点。他肯定道，“对于一对情侣来说，性欲的满足，从严格并且完整的角度来讲，根本不是最主要的事，它只是一个符号”。

爱情哲学仍是一片需要重新开拓甚至亟须保护的领域。首先需要尽可能地抵抗无处不在的虚无主义，凭借着对性行为的压制，简而言之，即将其定义为一种病态的放荡，虚无主义似乎已为自己找到了一款笨重的破坏武器。同时，还需要解决一个战略性问题，因为专属爱情的思维逻辑确实与情感市场表面的理性相悖，在这样的情感市场里，每一位交易者都眼睁睁看着自己逐渐被束缚成了一模一样的元素分子，在唯一的原则——个人主义——下可怜兮兮地盘算各自的心机。

不负责任并充满暴力，就是爱情在世人眼中的另一副模样。从“性别差异”的角度来看，或许我们领悟到了一种比某些女权主义者的言论更为合适的新观点。在情色战场里，女人无法成为像男人那样的人，男人反之亦然。事实上，关于每位哲学家的困扰和偏见，甚至其中大多数都暴露出的对女人欺骗的恐惧，本书将讨论的所有人与事，都曾以各自的方式，阐明了问题的根源。

你告诉我，你怎么去爱，我告诉你，你是谁。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爱情，仅仅数日的任性、执着顽固的爱慕、持久稳定的柔情、冲昏头脑的心血来潮、冷漠无情的习惯……诸如此类的爱情，哲学家们也都一一无法逃过，甚至戏剧性地成为了这些爱情的代表。再次思考他们的哲学教义时，是否应该联想到那句著名的“一小堆可怜秘密”？显而易见，很有必要，或者坦白而言，这个问题根本无需提出。但另外一种奇怪的观点也正逐渐强制性地压迫哲学：作家的个人生活既不能证明也无法解释其思想。各位绕道吧，和他们的私生活没什么关系。如此观点或许会让古希腊人十分震惊，对于他们来说，若想评判某一思想，必定要看这个想法对思考者内心的影响。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所瞄准的对象里里外外地都开始活跃起来。

关于爱情研究，传记研究的合理性通常不会受到太多质疑，一场前所未有的或灾难性的邂逅，甚至一场从未上演过的邂逅，往往都会对一位思想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蒙田（Montaigne）到克尔凯郭尔，以及位于二者之间的卢梭，所有人都曾以隐蔽的方式将感情的创伤或胜利掺杂在哲学思考之中，以完全自愿的方式创作出了某种形式的自传。尼采写道，“我一直都是全身心地用我的身体和生活来写作，我并不知道‘纯粹的精神’问题是什么”。

一直以来，哲学家们都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爱情，掺杂进他们每个人的感情变故、经历的苦恼或者与那些背后的女人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往往更具有分量和意义。1914年5月17日，弗洛伊德给挚友欧内斯特·琼斯写道，“无论是谁，但凡可以向人类承诺将其从性爱的折磨中解放出来的人，都将被奉为英雄——即使他的承诺狂妄无知”。关于爱情，哲学家们有时更喜欢说一些无知诳语，而这个事实我们也不予争辩。最后，我们将决定权留给读者，让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要感谢这些哲学家，如果他们真的通晓减轻爱情痛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