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饮食方式随想

“吃在中国”，可谓天下人的共识。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历史中，独特的饮食文化当是国人的骄傲。就其饮食方式而言，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分食制”到“合食制”的演变过程。

 

“分食制”在中国古时比较推崇。是指在用餐不只一人时，所用食物的数量根据进餐人的数量予以分配。即大家席地而坐，将食物、酒水等放在各自面前低矮的食案或身边的地上，每人一份，各吃各的，互不干扰。食案，亦为餐桌，很像我国北方农村家中的炕桌，但其低矮狭长。如，由欧阳询主编、唐武德七年（624年）成书的《艺文类聚》记载：战国末期燕太子丹优待荆轲，与他等案而食。“等案而食”表明，两张食案上放有相同的饭菜，供两个人各自据案分食。又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与几位士大夫面前各摆放几只长方形桌子，上放着一色的八盘果品佳肴。此绘画作品，可谓之“分食制”方式的据实写照。类似于这种镜头，在当今的古装电视剧中我们会经常见到。

 

魏晋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使用的“胡床”开始进入中原地区。胡床，又称“交床”、“交椅”、“绳床”，是古时一种可以折叠的轻便坐具，类似于如今的折叠椅但其无背。从那时起，人们的坐姿便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到了隋唐五代时期，又出现了更加方便、舒适的大椅高足，杯盘碗等食具可以直接摆在桌上，也由此逐渐派生出了一种大家围坐在一起、共同欢宴的新型餐饮方式“合食制”。

 

然而，在“合食制”产生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分食制”的传统习惯并没有完全消失。如历史名著《红楼梦》中，小说在描写了大量围坐合食的场景后，于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里写到：宝玉来至上房，只见贾母正和王夫人众姊妹商议给史湘云还席。贾宝玉因说道：“我有个主意。既没有外客，吃的东西也别定了样数，谁素日爱吃的拣样儿做几样。也不要按桌席，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贾母听了，说“很是”，忙命传与厨房：“明日就拣我们爱吃的东西做了，按着人数，再装了盒子来……”可见，在出现“合食制”千年后的清代，某些场合依旧保持着“分食制”的习惯。

 

由此看来，由“分食制”到“合食制”的出现，两者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但又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各具千秋，互为补拙，因而编织出中国历史传统中一种最佳的饮食习惯方式。

 

单从礼仪角度看“分食”方式，主宾或家人之间“等案而食”，相对于卫生健康方面是一种文明的表现，但其场面不免有些冷艳、呆板，或缺了“合食”方式的那种近距离盛情款意；而“合食”方式则恰恰弥补了这种不足，营造了亲情、友情零距离接触的祥和氛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合食”又暴露出它在卫生健康方面的一些弊端。因为，家宴也好，聚会也罢，同吃一碗菜、共喝一碗汤的传统习俗，若少了“分食”方式的介入，则是一种很不卫生的饮食习惯。试想，众人围成一桌，若久别重逢，不免情绪激昂。饮宴于酒酣耳热时，一些人便现出别样的殷勤与周到，或用自己的筷子频频给别人夹菜，或将杯里的酒水随意给他人倒出倒进，或高谈阔论、喷云吐雾、唾星飞溅，诸如此举，全不顾桌上诸君感受如何。殊不知，一些传染病菌很容易通过餐桌上碗碟、杯筷、汤匙等器具，以唾液、气息等方式在无形间传染给家人或朋友。有的人本身看似没有患病，但其也可能是某中疾患病菌的携带者，当同喝一碗汤、同吃一盘菜，尤其是逢年过节、亲朋相聚或宴请宾客时，遇有传染病人或带菌者，便会因混食或不良方式而使疾病传播开来。

 

为此，在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今天，从关注人们卫生健康的主题讲，“合食”这种传统的不良习惯必须改进。在具体操作中，应将古老的“分食”融入于“合食”之内，体现“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进而形成一种“古为今用”、“今扬古风”的全新特色饮食方式。比如，在一些重大活动或集体宴会上，可推行一种有“合食”情调的“分食制”：形式上有围桌而坐的热烈氛围，但每道菜上来后，可由服务员逐一分配到入席者面前的碗、碟里，每人一份。若遇一些宾客忌口的汤、菜，可放置餐桌中间，大家用公筷、公匙将汤、菜依个人口味再放入自己的碗、碟中。这样，其饮宴方式既和谐文雅，也可达到卫生防病的目的。目前，一些餐饮业所推崇的“自助餐”、“自助火锅”等，便是一种很不错的选择。如此，在我们的家庭中不妨也可采用公筷、公勺的方法，做到每人一副餐具，实行“合食”形式的“分食制”，以避免因某位家庭成员身有某种疾患或潜在的某种病菌，而出现交叉传播的事态发生。

 

中华民族对人诚恳，喜欢热闹，酷爱聚会，这种民俗由来已久。因此，“分食”也好，“合食”也罢，都需在改变传统饮食习惯的基础上，注重提高自身的行为素质，做到礼貌待人、文明用餐。同时，无论餐饮店铺或家庭厂校，还要积极推广餐具煮沸消毒，从根本上彻底消灭病菌，把好“病从口入”关，为确保民众的健康生活、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饮食文化，从各方面作出积极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