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曲谱自学网今天精心准备的是《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下面是详解！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1、来历
　　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2、简介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年代，1949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象征着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中华民族的坚强斗志和不屈精神永远不会被磨灭。《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被美国网民评为世界最好听的10首国歌之一。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简略概括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1934年秋，田汉为该片写了一首长诗，其中最后一节诗稿被选为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歌词写完后不久，田汉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

1935年2月，导演许幸之接手《风云儿女》的拍摄，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即《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手稿。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避难，得知电影《风云儿女》有首主题歌要写，主动要求为歌曲谱曲，并承诺到日本以后，尽快寄回歌稿。

聂耳在收到歌词后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四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之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聂耳和孙师毅商量，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从而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扩展资料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国民党很多军校把《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军歌 ，戴安澜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200师曾将该曲定为该师的军歌。张学良于西北练兵时，特别强调了士兵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重大意义。

歌曲开始是六小节进军号般的前奏。它具有铿锵的节奏、明亮雄伟的旋律，其中三连音的妙用，更增强了歌曲的战斗气氛。前奏虽然短小，但却蕴含着整个歌曲情感和旋律发展的基础。歌曲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一进行贯穿全曲，曲末并作多次重复，给人以坚定不移、势不可挡之感。

《义勇军进行曲》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强烈愤恨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伟大的中华民族在外侮面前勇敢、坚强、团结一心共赴国难的英雄气概。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聂耳于1935年，为“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故事影片《风云儿女》所作的主题歌。这部影片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以诗人辛白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拯救祖国，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它在影片中首尾两次出现，给观众极为深刻的印象。因此，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把它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后又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很多人对这首歌想追根寻源，报刊上也多次刊登过介绍文章，但说法不一。其中流传最广的一种，是说这首歌的歌词，是田汉同志于1935年在上海被捕以后，在国民党监狱里，用一张包香烟的纸写的。不久，他托人带出了监狱，转给了孙师毅和夏衍同志，另一说法是田汉被捕前写的，在他的“凤凰的再生”文学剧本之后，他为了证实这几种说法哪一种更确切，更真实，有人问过田汉同志，田汉同志说他也记不清了，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夏衍同志在信里这样说：“这支曲子是聂耳于1935年在日本谱写后寄回上海的”。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不超过100字）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曾一直说法不一。直到1983年1月27日，夏衍同志为此专门给《北京晚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这件事才算有了可靠的依据。所以，其它关于这首歌创作情况的种种谬传，都是没有根据的。以下是夏衍同志的信的内容的概括：

1935年，上海电通公司将田汉的剧本《凤凰的再生》拍摄成电影《风云儿女》。由于田汉被铺，故剧组在处理田汉创作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歌词时，将“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改成“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便主动要求承担谱曲的任务。没过多久，聂耳就从日本寄回歌谱。

参考资料：http://www.qnwz.cn/plus/view.php?aid=56282

义勇军进行曲的历史沿革

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一个月，抚顺清原的“血盟救国军”就打响了辽东武装抗日的第一枪。与此同时，《国歌》的母本——《血盟救国军军歌》诞生，早于《义勇军进行曲》三年多的时间，1931年10月16日，在抚顺大地上就唱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15年7月16日，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抗战先烈的后人一致认定：1931年10月16日诞生的《血盟救国军军歌》是国歌的“母本”，抚顺是国歌的奠基地。
这首歌的歌词与我们熟悉的国歌极其相似：
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
用我们的血肉唤起全国民众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必须奋起杀敌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起来！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一致
战斗！战斗！战斗！战斗！
这首歌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作者是清原满族自治县的孙铭武、孙铭宸（又名孙耀祖）兄弟。
2015年7月16日，抚顺市召开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抚顺——国歌奠基地”座谈会，来自省内的40多位专家、学者，以及抗战先烈的后人参与了座谈，与会人士一致得出结论：早于《义勇军进行曲》3年多的时间，即在1931年10月16日，在抚顺大地上就唱响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抚顺是国歌的奠基地！
在这次座谈会上，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张洁说，《血盟救国军军歌》是国歌的“母本”，国歌是如何发源的问题一直是历史研究领域的空白，做好这项工作对国家、对社会来说都是重大贡献。中国近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辽宁“九一八”战争研究会会长王建学先生认为：大量历史资料证明，“抚顺是国歌奠基地”这一提法可以认定是准确的。
孙氏兄弟为国歌提供原创素材
据资料记载，2002年9月28日，抚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平鲁对住在抚顺西葛联社、在抚顺石油一厂做司机的孙铭武的儿子孙超进行采访考证。孙超回忆说：“我父亲举义抗日当初还创造了一首《军歌》，那是1931年10月16日，我当时15岁，在创作现场。”老人还当场给王平鲁唱了这首军歌，用的是东北人口气，老调子。他说歌词为父亲和叔叔孙铭宸联合创作，由张显铭谱的曲。另外，2003年，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抚顺市地方史学会常务理事白凤羽在清原大苏河采访了当年的救国军老战士孙绪恩，当时，孙绪恩还动情地唱起这首歌。
这些线索引发了抚顺市有关部门的注意。2014年，抚顺市政协成立了考证工作组，到清原、沈阳、锦州、张家口、唐山、北京、古北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地开展专题调研。
那么，孙氏兄弟到底是什么人呢？
孙铭武，1889年9月15日出生在清原县中寨子村一个中农家庭里。兴京县警官教练所毕业。曾任奉军的连长、营长。孙铭宸别名孙耀祖，是孙铭武的弟弟。兴京县立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校长和清原县教育局学务委员和调查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孙铭武目睹了日寇的侵略暴行，于是与曾在日本留学的老友张显铭一起发动亲友、同乡组织抗日武装。同时，他们策动辽宁公安大队第二十八中队李栋材部哗变。孙铭武又变卖家产、购置枪支，并决定在1931年10月中旬起义。孙铭武、孙铭宸和张显铭在起义前夕，在中寨子村孙家大院，创作了一首义勇军抗日军歌，这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孙氏兄弟作的词，张显铭谱的曲。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与李栋材的二十八中队400多人，集合于清原县大苏河乡，唱着军歌，宣布起义，成立“辽东血盟救国军”。孙铭武被推举为血盟救国军总司令，李栋材为总指挥，张显铭为总参议，孙铭宸在各地购置枪弹等军用物资。
1932年1月，救国军已发展到千余人。1月末，孙铭武、张显铭等20余名将士被害。孙铭武牺牲后，孙铭宸带领余部参加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六路军，被委任为第六旅旅长，与敌战斗。最终，队伍被打散。后来，孙铭宸被捕入狱，被日军杀害，时年39岁。
2014年9月1日，国家民政部公布了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这份按烈士牺牲年份和姓氏笔画排序的名录中，辽东血盟救国军总司令孙铭武排在了第一位。
2015年4月1日，抚顺考证工作组到清原孙铭武老家中寨子村，找到了孙铭武的亲属姜学儒了解情况。已经93岁的老人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我管孙铭武叫三大爷，管孙铭宸叫四叔。我当时9岁，经常出入孙家大院玩闹。一天在正房一间屋内，有一人手持木棍在一长条桌前指挥，有20人左右一起唱‘起来、起来！’我以为大人嫌我‘碍事’，让我起来呢。”
2015年4月21日，考证工作组在张家口，孙铭宸的孙子孙滦宁取出了他珍藏多年的老照片，那是爷爷决心回东北之前与他的侄儿孙治平的合影。孙滦宁回忆说：“爷爷到北平后，在‘救国会’的安排下到北京大学等处演讲，宣传介绍辽东义勇军的战斗事迹，演讲到结尾时，呼号、演唱的就是《血盟救国军军歌》的歌词。”
在唐山，孙铭宸的另一个孙子孙克本对考证工作组回忆，1954年就听他父亲孙镇中唱《义勇军进行曲》，当时还说这里有你爷和你三爷闹义勇军时编的词儿。
随后，抚顺考证工作组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给予孙铭武、孙耀祖兄弟极高的评价：“他们是以国为家的爱国忠烈，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唤起千百万民众的觉醒与抗争，他们无愧是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奠基人”。这是对在全国一些地区出现争取国歌归属关系，即谁是国歌的奠基者问题上作出的唯一定性评价。
田汉得到资料的四种可能
那么，《血盟救国军军歌》是怎样传到田汉先生手里的呢？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委员彭壮飞告诉记者，据现有的资料分析有四种可能：第一，1932年末，作者之一的孙铭宸曾到北平宣传义勇军抗日的壮举，多次高唱《血盟救国军军歌》，《血盟救国军军歌》在爱国人士中流传。第二，1933年3月，田汉随上海800人慰问团来到古北口抗战前线慰问，在古北口住了23天，有可能接触到辽东抗日义勇军，包括《血盟救国军军歌》在内的有关资料。第三，东北抗日义勇军首领唐聚五曾与田汉先生见过两次面，一次在北平，一次在上海，有可能直接为其提供辽东抗日义勇军的有关资料。第四，当年《血盟救国军军歌》在千人的队伍中传唱，虽然血盟救国军被打散了，但活着的将士进关后也会把这首激昂的军歌传出去。
彭壮飞告诉记者，《义勇军进行曲》虽是田汉的厚积薄发之作，但通过仔细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无论是立意、主题、结构、韵脚还是遣词造句，主要字句上高度相似，《血盟救国军军歌》为《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原创素材。应当说《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比《血盟救国军军歌》更凝练、更形象、更具时代意义，影响也更大。特别是田汉超越历史时代的局限，点石成金地写出“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两句歌词具有深刻的历史感和超越时空的历史启迪、警示价值。加之聂耳大师级的音乐处理，《义勇军进行曲》遂成为中华民族心底永恒的旋律。
国歌与辽宁有深厚渊源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1935年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完成的。那么，田汉先生所作之词源于何处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趋向认为与辽宁密切相关。“九一八”事变后，辽宁各地纷纷组建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武装，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歌曲与起义誓词也应运而生。
此前，辽宁有多地宣称是国歌故乡、诞生地或素材原创地。从2007年起，桓仁就提出“国歌素材原创地”之说，其根据是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在桓仁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总司令唐聚五发布《告武装同志书》，通过北京邮电局发到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桓仁《告武装同志书》中有这样的词句：“团结起来。哪能甘心做亡国的奴隶，振作起杀敌卫国的精神，要知道现在是中国存亡的关头，我们被压迫的同胞们，团结起来，响应起来，风起云涌起来，万众一心。我们东北民众已气愤填膺，故喊杀愈烈，不畏炮火，冒弹雨直进！”此种观点认为，田汉在《风云儿女》所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的素材基础，就是来源于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告武装同志书》。
锦州认为自己是义勇军发祥地和《义勇军进行曲》发祥地。他们的根据是北镇、黑山高鹏振“东北国民救国军”的义勇军誓词、军威和战绩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现实基础。“东北国民救国军”誓词歌的原唱词为：起来！起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民族已危亡，山河已破碎！家园（被）毁，爹娘当炮灰，留着我们的头颅何用？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拿起刀枪，携手并肩，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往前冲！用我们的身躯筑起长城。前进啊！前进！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前进啊！前进！向前进！豁出命来向前冲。杀！杀！杀！一二三四！
盘山县则提出了盘山义勇军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原型说。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盘山人张海天、项青山的抗日《宣言》、《通电》为《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提供了深厚的精神给养。“1931年至1933年，盘山义勇军首扰盘山，二打台安，三战田庄台，四攻牛庄，五袭海城，后又参加长城抗战。”在国内影响很大，田汉、聂耳通过报刊等多种渠道对盘山义勇军有所了解，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
朝阳市建平县朱碌科村也提出了国歌发源地的说法。他们的根据是1933年2月聂耳到过建平县朱碌科村慰问参加热河抗战的义勇军。此外，辽宁省还有国歌诞生在葫芦岛南票的说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燃起了民族自卫抗争的烽火。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纷纷兴起。不到1年的时间，东北抗日义勇军已达30万之众。2月起，部分东北各抗日武装力量改编为抗日联军，继续在各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在抗联艰苦抗战的时候，一首歌曲从上海的一座监狱里传出：这是作家田汉为当时的电影《风云儿女》写的一首歌词，由聂耳谱曲，它就是《义勇军进行曲》。
1933年日寇进犯热河，经朝阳向建平推进。2月的一天上午，有一队骑兵来到了四家子镇，都集中在四家子街西河边的空地操练。这时，从建平县喀喇沁方向来的几辆汽车上下来了百十人，还有一种听说能把人像拍照下来的机器，后来知道叫摄影机。拍摄了骑兵部队出操、吹号、刺杀、唱歌和骑战马奔跑。后来一个人还拉着洋琴教我们围观的学生们唱部队的歌。这天，部队还在青沟梁和日军打了仗，枪炮声响到天黑。
2001年辽宁省政协文史委编辑的《血肉长城——义勇军抗日斗争实录》文集中，收录了刘凤梧在1979年写给中共辽宁省黑山县党史办公室的《回忆黑山县抗日义勇军》一文，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回忆：“快过阳历年的时候，高鹏带来北平抗日救国会的消息，让我们辽西的义勇军到热河去接收各地爱国人士捐赠的武器装备和慰问品。我们黑山县励家窝铺这支部队400多人，从盘山经赵家屯、中安堡、阜新到达热河的贝子府和朱碌科一带。从辽西到热河的还有郑家窝铺郑子丰的200多人，安家河肖振起的200多人。此外，阜新大庙白乙化的600多人也到了热河，我们这些人都是骑兵，被编为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一团。1933年2月，辽南王全一、顾靠天的抗日骑兵也来到热河，被编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二军团骑兵旅二团。聂耳等一些爱国知识分子来到热河，他们一面慰劳部队，一面做抗日宣传工作。从《辽宁文史资料》第四辑中，也能找到原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副军团长李纯华的回忆录《东北义勇军第二军团概述》。文中记载：“1933年2月25日晚间，救国会军事部长王化一，政治部副部长杜重远和上海辽吉黑热后援会负责人朱庆澜等，率百余人携带械弹、服装和慰问品到达朱碌科。26日到四家子检阅并慰问部队,上海的电影公司拍了纪录影片。”
河北省政协文史委收录了原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长兼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二军团军团长王化一的回忆录《日军侵热期间热河纪行》，文中记载：“1933年2月22日，我们由承德出发赴朱碌科村。热河交通队凑集了6辆卡车，载运炮弹、宣传队以及随行人员等。25日夜间前进到朱碌科第二军团的临时总指挥部，26日10点前进到四家子，检阅到达的全体官兵。”
锦州市的一处景观公园内，一座黄墙、青瓦、绿檐的尖顶老式洋房经历了近百年的风雨。这里曾是东北交通大学的旧址，更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行署和抗日义勇军创建旧址。2014年，锦州市东北抗日义勇军研究会在这里布置了一间东北抗日义勇军纪念馆，向人们展示着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不屈的历史。站在一块展板前，刘生林凝望着父亲等先辈的照片驻足良久。他指着其中一张骑兵马队奔跑向前的照片说：“这张图是从上海慧冲影片公司拍摄的影片《热河血泪史》中截图下来的，图中带队骑白马的就是我的父亲，拍摄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敖汉旗四家子镇。”
刘凤梧在回忆录中说：“1933年2月热河抗战期间，高鹏陪同后援会慰问团的人慰问、采访我们义勇军官兵时，慰问品是按照一营到三营的顺序发放，在慰问团先给一营和二营发放慰问品的时候，我就指挥三营官兵唱《义勇军誓词歌》。慰问团里的聂耳听到歌声，来到我们跟前。聂耳是南方人，他问我们，你们用东北话唱的歌我听不懂，唱的是啥子歌？我听成是傻子歌。我告诉聂耳，我们唱的不是傻子歌，是《义勇军誓词歌》。当年高鹏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也是北平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军事部的联络副官。跟随朱庆澜从上海和北平到热河慰问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承德后，都是由他负责联络召集，聂耳等人他都认识，我是通过高鹏的介绍认识聂耳的。”
“根据我父亲的回忆和其他史料记录可以看出，正是因为当年聂耳在四家子与义勇军官兵们同唱《义勇军誓词歌》，又从我父亲那里得到《义勇军誓词歌》传单，这为后来聂耳和田汉共同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提供了基本素材。《义勇军誓词歌》创作于锦州，从四家子通过聂耳走向全国。也就是说，四家子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素材走出的地方。”刘凤梧之子刘生林肯定地说。
1934年，朱庆澜出资赞助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电影《风云儿女》，由田汉编剧。但是，田汉只是交出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就于1935年2月1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了，后来这部电影由我国第一代电影导演夏衍改成摄制台本。田汉被捕后，音乐家聂耳找到夏衍，承担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创作任务。
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又修改了《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的初稿，曲谱定稿后，寄回国内。
据上海国歌展示馆工作人员介绍，在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词和“进行曲”两个名称如何成为一个名字呢？作为电影《风云儿女》投资人的朱庆澜将军，画龙点睛地在“进行曲”3个字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风云儿女》主题歌的歌名就成了《义勇军进行曲》。最后，由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将《义勇军进行曲》灌成唱片公开发行。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序幕，“不作亡国奴”的吼声唤起了全国人民高昂的爱国热忱。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田汉、聂耳，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
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1949年，国民党蒋家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临近末日，建立新中国的工作着手进行。当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以马叙伦为组长、叶剑英和茅盾（沈雁冰）为副组长的筹备会议第六小组负责拟定新中国的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参加工作的成员有郭沫若、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等10余名著名人士。
1949年7月4日，叶剑英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推选郭沫若、田汉、茅盾、钱三强、欧阳予倩五人组成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1949年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马思聪、贺绿汀、吕骥、姚锦新四位音乐专业人士为国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顾问。由郭沫若等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周恩来修改审批后，分送《人民日报》《天津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八天。国内各报和香港及海外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这样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在中外历史上是少见的。征稿启事发出后，在中华大地和海外华夏儿女中引起强烈反响，应征稿件如雪片一样纷至沓来。
截至1949年8月24日，筹备会收到有关国歌的稿件350多件。经过慎重讨论审核，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而新生的共和国在宣告成立时，如果没有确定一个体现本国尊严的国歌，不符合国际惯例，也不适应时代要求。因此，决定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入选者制曲试唱，向群众广泛征求反映后再作最后选定。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设立由55人组成的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为召集人。截至当日，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国歌632件，歌词694首。
1949年9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郭沫若、茅盾、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人。在座谈会上，马叙伦等主张暂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徐悲鸿、郭沫若等许多委员表示赞成。因原歌词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历史性的词句，郭沫若、田汉等建议将歌词修改一下，郭沫若并拟就了三段。但是，张奚若、梁思成认为这首歌曲是历史性的产物，为保持其完整性，词曲最好不作修改，并举法国的马赛曲为例。黄炎培先生也赞成不修改歌词。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介绍了《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外传播情况后，认为《义勇军进行曲》获得了国内外人民一致颂扬，在国际上有它的影响，应采用作国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赞成这种“安不忘危”的思想，认为新中国要达到真正安定、安全，还需要与内外敌人及各种艰难困苦奋斗。周恩来副主席说：“用原来的歌词才能鼓动情感。修改后，唱起来就不会有那种情感。”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族气质和精神面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头，正是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毛泽东主席赞同和支持歌词不改。经过讨论，除国徽一项继续由原小组设计外，其他各项议题均获一致意见。会议结束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和大家一起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1949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国旗、国歌和年号的“新华社信箱”中，对将义勇军进行曲采用为国歌作了如下解释：“义勇军进行曲是十余年来在中国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中最流行的歌曲，已经具有历史意义。采用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的国歌而不加修改，是为了唤起人民回想祖国创造过程中的艰难忧患，鼓舞人民发扬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热情，把革命进行到底。这与苏联人民曾长期以国际歌为国歌，法国人民今天仍以马赛曲为国歌的作用是一样的。”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唱了17年。十年动乱期间，田汉受到“四人帮”迫害，他写的歌词不能再唱，正式场合只能演奏国歌的曲谱。
粉碎“四人帮”后，由于还来不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全面清理，有些人以“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为理由，提议重写国歌歌词。
1978年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义勇军进行曲》新词。
对新的国歌歌词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新歌词气势雄伟，高度概括，政治性强，有“奔向共产主义明天”等鼓舞人心的内容。同时，也有许多同志认为，新歌词的内容、文字韵律都推敲不够，从文字上看歌词太平，缺乏激情，缺乏形象性，只是把几个口号凑在一起。从韵律上看，新歌词平仄、音韵都不如原歌词，有拼凑的感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清理“文革”中的错误，深入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恢复并根据新情况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1978年宪法进行系统修改的工作被提上日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纠正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国歌歌词原作者田汉得到昭雪平反。
从1980年到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收到了各个方面提出的大量意见，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反映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激励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多年来已经深入人心；建议废除1978年通过的国歌歌词，恢复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建议像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那样，作一个决议把国歌确定下来。宪法修改委员会一致同意将1949年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决定的《义勇军进行曲》恢复为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 ，撤销1978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通过的新词，恢复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3年4月和8月，中共中央两次向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人民团体党组发出通知，征求对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意见。安徽、山东、海南、江苏、陕西等省市及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同志都提出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建议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党中央了将国歌写进宪法的建议，在2003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中，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写进宪法，作为一条修改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国歌的来历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中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国歌同国旗、国徽一样，是国家的象征。赋予国歌与国旗、国徽同样的宪法地位，有利于维护国歌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和国家荣誉感。为了解国歌的诞生及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更准确地唱出国歌，我们特刊登有关国歌由来的专题文章并同时刊发《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1935年，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近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民族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即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这首革命歌曲甚至享誉海外，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宋庆龄亲自为这套唱片撰写了序言。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代表了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

国歌既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又是一个国家的象征。新中国像一轮红日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喷薄欲出时，也就呼唤新国歌的诞生。《义勇军进行曲》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新中国成立之际，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歌一致通过了4个决议案：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北平为北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升旗电钮，伴随五星红旗冉冉上升，《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对于中国人来说，《义勇军进行曲》最能唤起内心的强烈共鸣。全国各族人民同唱这一首国歌，将不断激发出爱祖国、爱人民、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精神，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自豪感，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而努力奋斗。

义勇军进行曲有什么意义？

《义勇军进行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插曲，曲作者是著名音乐家聂耳，词作者是著名戏剧家田汉。其意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当时成激励全民族抗日图存的最强音，唤起广大民众英勇投身抗战；二是它在新中国成立后被中央人民政府确立为国歌，成为国体组成的一小部分，至今仍被广泛正式使用，也仍在时刻警示着我们的人民和后人，勿忘国难国耻，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强大不懈地努力。

《义勇军进行曲》的资料

　　70年前，由著名剧作家田汉作词、中国新音乐运动创始人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本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歌曲以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行进节奏，塑造出万众一心、抗日救国的英雄形象，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1949年，著名画家徐悲鸿向毛主席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得到了国家领导人一致同意。1949年10月1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响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每当我们听到那熟悉的旋律，唱着这鼓舞人心的歌曲时，心中总会热潮澎湃，一种激昂、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首让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振奋的歌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诞生于1935年5月16日。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这首在中华大地上歌唱了70年的歌曲，像一支战斗的号角，凝聚着中华儿女“不做亡国奴”的怒吼，鼓舞着中华民族儿女去奋勇前进。

　　1934年春，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将这个故事写成了电影剧本，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写就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谱曲。当他读到歌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他仿佛听到了母亲的呻吟、民族的呼声、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爱国激情在胸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很快就完成了曲谱初稿。后来，聂耳又在躲避国民党政府追捕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曲谱定稿。一首表现中华民族的刚强性格、显示祖国尊严、充满同仇敌忾团结御敌豪迈气概的革命战歌，就这样诞生了。这是聂耳短暂一生中的最后一个作品。做好这支曲子不久，聂耳在日本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时年23岁。

　　《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影片主人公、诗人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在影片开头和结尾处演唱。影片上映后，迅速传遍各地。歌曲以雄壮的旋律，坚定的行进节奏，塑造出万众一心、抗日救国的英雄形象，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念，很快就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

　　时代催促新中国制定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1949年春天，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应邀出席，得知大会规定：开幕式那天各国代表团进入会场时，都要奏、唱本国国歌。我国代表团有些为难，因为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没有代表新中国的国歌，于是，大家在一起研究，决定唱《义勇军进行曲》来代替。但是，对歌曲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有争议。有人说“现在北平(当时北京叫北平)已经解放，新中国即将成立，怎么能这样唱呢？”最后，郭沫若决定把这句词改成“中国民族到了大翻身的时候”。代表团回国之后，汇报了这一情况，引起有关方面对制定国歌问题的重视。
　　1949年6月，第一届政协筹备会正筹备新中国成立的一些事项，感到需要制定一首新中国国歌已迫在眉睫，他们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由马叙伦任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的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并设立“国歌初选委员会”，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郭沫若和徐悲鸿等人组成，另聘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四名音乐家担任顾问。7月15日至26日，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等国内外报纸上连续刊登了“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反响十分强烈，截至8月20日，仅国歌一项应征稿就收到632件，歌词歌谱6926首，但都不够理想。

义勇军的名字的由来？

看这篇文章

因为先有了抗日义勇军，此后才有了《义勇军进行曲》,所以研究抗日义勇军名称的由来，是研究《义勇军进行曲》由来的前提。关于东北抗日义勇军名称的由来，坊间存在着六种说法。
一、字面含义说。
‘义勇’一词，古已有之。词典中对‘义勇’的解释是：为正义事业而勇于斗争的。对‘抗日义勇军’的解释是：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自愿组织起来的军队。
这种说法仅仅是解释了抗日义勇军的含义，并没有指出是谁将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命名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
二、张学良起名说。
2010年6月11日，关雯心写的《张学良与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文称：
“1929年10月4日，张学良颁布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并亲自写了前言，《条例》规定：‘凡属中华民国国民或团体，以歼除侵占我国土、压迫我民族之强敌为宗旨，且具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名称，大概就来源于此。”
2013年2月21日，陈演洛在《中国最早的义勇军组织条例》一文中说：
“1929年10月4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拟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内称：‘赤羌寇边，首在抗御，凡属国民或团体有为国牺牲效命疆场之志愿者，投为义勇兵、义勇军’。条例规定，名义上属个人者，定为国民义勇兵，属于团体者定名为国民义勇军。”
2013年6月29日，抚顺档案馆高群在《张学良主持制定<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一文中登载了《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的全文，肯定了陈演洛的说法，并指出：“1929年10月15日，中华民国辽宁省政府下发训令，转发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制定的《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成立国民义勇军，是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对苏宣战，发动中东路战争而采取的军事行动。”关于《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一事，高群的这一段话说的比较准确。
由此可见，1929年10月15日由中华民国辽宁省政府下发训令，转发颁布的这个《国民义勇军组织条例》是发动东北民众起来对付苏联入侵的。这个时期的义勇军是抗苏义勇军，不是抗日义勇军。
三、锦州田树森起名说。
台湾文史专家赵尺子在《锦州义勇军发展概况》（《东北文献》第六十期-1972年台湾出版）一文中记载：“大约在1931年10月上旬，警务处长黄显声、督察长熊飞在锦县北街福金升百货店内，邀集潜来锦县求取补给、枪支、弹药的若干抗日首领和代表，研讨定名、编制、统一指挥等问题。建议召开这一会议的是田树森、李毅夫、赵尺子三人。会议首先讨论抗日军称何名。各方提出者有十余种之多，最后采用田树森所提‘东北反日义勇军’一词。因为日俄战争时，田树森在哈尔滨熟闻义勇军一名之故。”
日俄战争时期的义勇军是怎么回事呢？据邵雍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一文中记载：“1904年4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招募东亚义勇军，（全称：大日本帝国讨露军满洲义勇兵）以抗击俄军。”　
田树森提到的日俄战争时期的‘义勇军’一词，是当年日本人使用的。这个时期的义勇军是抗俄义勇军，不是抗日义勇军。田树森把日本人抗俄的义勇军，变成‘东北反日义勇军’，这是绝大的讽刺。
据目前掌握的史料，最早使用‘东亚义勇军’一词的是日本人。最早将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命名为‘东北反日义勇军’的是田树森。
四、黄显声起名说。
王驹、邵宇春编写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文记载：“1931年11月18日项青山处决了汉奸
凌印青以后，黄显声、熊飞遂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此
后，黄显声仿照‘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名称，将各种名号的民众抗日武装统一命名为‘东北
民众抗日义勇军’。由此可见，将‘东北反日义勇军’改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人是黄显声。
五、朱庆澜起名说。
赵洪刚、曹玉海撰写的《东北第一路抗日义勇军》一文记载：“‘九一八’事变后，原东北军将领朱子桥（朱庆澜）、高文彬、冯国安等多人至辽西和蒙边各县旗，发动群众组织抗日义勇军。朱子桥同冯国安经锦州到清河门落脚，修函致王显廷。王得函后亲赴清河门，与朱子桥商讨组织抗日义勇军的事宜。朱子桥当即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冯国安为副司令。并发给他们盖有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印章的委任状。王显廷、冯国安接令后，当即返回黑山县白厂门，以王家大院为司令部，于1931年11月5日竖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的大旗，同时发出了招军檄文。”
高文彬撰写的《参加辽西义勇军抗日经过》一文记载：“他们到达辽西的时间是1931年10月中旬。”由此推断，朱庆澜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的时间是1931年10月中下旬前后。即便是按照1931年11月5日王显廷竖起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的大旗，同时发出了招军檄文的时间来计算，也比任命项青山的1931年11月18日以后的某天早了很多天。
1931年10月，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了黑山励家抗日义勇军。与王显廷部组建的时间相差无几。两支部队的组建时间都比项青山部的组建时间早了18天以上。
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改名说。
阎宝航在《东北义勇军概况》中记载：“1931年12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以防匪为名，避免
日人注意。迨日军进犯锦县，乃由会通令。将辽宁全境和吉林、热河部分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改
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1932年11月，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上海的辽吉黑热民众后援会，联合成立东北抗日义
勇军总司令部。朱庆澜任总司令以后，辽、吉、黑、热及蒙边地区的民众抗日武装全部统一称为
“东北抗日义勇军”（有徽章实物为证）。截止到1934年2月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停止工作以
前，这一时期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泛指辽、吉、黑、热、蒙边等东北地区的全部民众抗日武
装。

综上所述：第一个使用‘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词汇的人是朱庆澜，最后全面概括地使用‘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词汇的人也是朱庆澜。‘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一词汇已被史学界公认为表述东北民众的抗日武装的标准词汇。
坊间有人以黄显声、熊飞代表救国会委任项青山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为由，称黄显
声是抗日义勇军的创始人。此言差亦，1931年11月，张学良委任黄显声为清乡督办。刘澜波协助黄显声制定《收编委任方案》，把包括朱庆澜组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军和共产党员王北
成组建的励家抗日义勇军在内的，各种名目的民众抗日武装统一收编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黄显声收编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规模大、影响大，但是组建的时间不是最早的。朱庆澜
指派王显廷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司令的时间和共产党员王北成组建励家抗日义勇军的时间排
第一和第二位，黄显声收编组建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时间只能排第三。
上述史实证明：创建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第一人，应该是1931年9月，被日军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总裁；1932年11月出任东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1934年给《义勇军进行曲》命名的锦州人朱庆澜
将军。
在锦州黑山县白厂门王家大院成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路和王北成组建的锦州黑山县励家抗
日义勇军，是有抗日义勇军番号的两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部队。这两支最早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存
在的事实，奠定了锦州是抗日义勇军发祥地的历史地位。

义勇军进行曲的来历

《义勇军进行曲》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 1935年5月9日，该曲第一版录音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录制完成。1951年，人民唱片厂为满足国歌播放的需要，录制出版了由铜管乐合奏和管弦乐合奏组成的粗纹唱片。1959年，中国唱片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录制出版了全套标准国歌专用唱片。1978年，推出集体填词版专用唱片。1983年，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录制出版了恢复原词后的标准国歌专用唱片 。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正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 [3-4] 。 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5] 。